《经济学人》称,很多国际企业都希望印度能够重现中国的中产阶层扩张,高管们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,尽管投资并不是总能跟上。“印度的鼓吹者们”坚持认为,该国经济将迎来巨大增长。不过,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。疫情之前,印度经济增长水平整体看不错,但并不突出。2002年后,中国曾连续27个季度的GDP增速达到8%以上,而在2018年1月之前的26个季度中,印度只有3个季度实现这种增速。

印度的产业结构缺陷也制约着中产阶层的快速发展。2019-2020财年,农业占GDP总值16.5%,工业为28.2%,服务业为55.3%。低速发展的第一产业无法容纳庞大的剩余劳动力,而高速发展的第三产业吸纳的主要是具有较高劳动技能和专业人才。这意味着,很多来自下层的印度人仍然难以就业、维持生计。

另外,印度传统上抵制社会流动,尤其是农村严重的种姓制度和租佃制度将大批人束缚在土地上。而且,印度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虽然消融了传统等级的身份认同,但同时产生了新的阶层身份认同,这也限制了社会流动。

传统上为印度中产阶层提供收入的工作种类也正在“枯竭”。高盛估计,印度最多2700万家庭年收入超过1.1万美元,仅占人口的2%。在这些人中,有1000万人是国企的政府雇员和经理,自2000年以来,国企的工作岗位以每年约10万个的速度消失。剩下的1700万是白领,其中很多人在信息技术部门工作,但该领域可能受到技术保护主义等问题的制约。

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印度中产阶层造成严重冲击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称,2020年,印度有3200万人掉出中产阶层队伍,这一数字占2011年以来印度新增中产人数的一半以上。印度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贫困阶层增加了7500万人。

有一些人是因为花钱治病而“返贫”的。新德里居民夏尔马说,为了医治感染新冠病毒的儿子,他通过亲友资助、众筹网站支付了超过5万美元的费用。令印度民众在疫情期间深陷债务或贫穷的直接原因有两个:很多印度人需自掏腰包支付约63%的医疗费用;私立医院与重症设备使用费极其昂贵。

另外一部分人士受到封锁措施的影响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称,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是商人,他们是摊贩、店主或者企业家。新德里女老板阿尔蒂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说,去年初,从事餐饮业的阿尔蒂倾其积蓄扩大了业务。但两个月后,印度实施全国封锁,她的店铺不得不关闭。阿尔蒂及其家人靠着1万卢比的微薄积蓄和向亲友借钱勉强度日。由于付不起学费,她15岁的儿子从私立学校退学。服装生意告吹后,阿尔蒂的丈夫得了糖尿病和抑郁症。“我的全部梦想都破裂了。”阿尔蒂说。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发展经济学家贾亚蒂·高希表示,疫情对印度中产的打击显而易见,“没有中小企业,就没有印度中产”。

《纽约时报》称,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莫迪许多政策有时过于冲动的本质,阻碍了印度经济增长。中产阶层的萎缩将造成持久的损害。“它极大地阻碍了印度的增长轨迹,并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。”高希说。有数据显示,在疫情之前,这个国家最富有的1%群体的收入已占所有印度人总收入的22%。

钱峰表示,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和人均GDP密切相关,而现在印度人均GDP的水平差不多是中国的1/5,加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,印度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可能呈K型走势,即富人更有钱、中下阶层更穷,所以印度的消费水平要想赶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钱峰认为,印度人的购买力想要达到今天中国人的水平,“需要15年至20年”。